一名跨國求學的學生，在成績無法達標取得獎學金，且缺乏足夠資金支付學費與生活費的雙重困境下，剩下的理性選擇本就不多：要麼回國繼續升學，要麼先休學投入社會，待積累足夠資金後再續前緣。社會資源與高等教育的資助機制有其運作底線，無法無限度地為個人的財務誤判買單。

此外，事件中的「冷血」觀感，很大程度上可能源於語境與溝通工具的落差。在這種跨國學生的求助場景中，雙方極大機率無法使用各自的母語交談。學生聽到的未必是帶有情感修飾的母語，職員亦不會以印尼語作答，兩人最可能是透過英語進行溝通。在這種將思維轉換為第二語言表達的過程中，一方的遣詞造句可能變得極度直白與簡潔，以求準確傳達規則；而處於弱勢與焦慮中的另一方，則極易將這種缺乏潤飾的直白解讀為不近人情。當我們在腦海中還原那個跨語言溝通的語境，便不難理解為何一句基於現實的陳述，會演變成一場公關危機。

歸根究底，無論是港大還是中大，都沒有責任要為未能符合體制要求的留學生提供額外的庇護。高等院校的資源分配有一套適用於所有本地及外地學生的普適規則，任何國籍的留學生來到香港，都必須在同一套標準下競爭與生存。若是因為離鄉背井就期望獲得「與別不同」的豁免與優待，無疑是錯置了對留學生活的期望。成年人的世界，選擇往往伴隨着必須獨自承擔的重量，這或許才是這堂留學課中最深刻的一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