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嶺》（1956）、《奇襲》（1960）和《英雄兒女》（1964）等經典的抗美援朝電影，讓大眾對相關的中國近代歷史建立了基礎認知與深刻印象。近年抗美援朝電影層出不窮，其中博納影業「中國勝利三部曲」之一的《長津湖》（2021），是我國繼「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獻禮電影《金剛川》（2020）後又一戰爭大片。兩者不約而同地採用「三位一體」創作模式，從題材到內容都令人聯想到當下中美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外交等各主要領域的全方位大戰。分別在於，《長津湖》改編自蘭曉龍小說《冬與獅》，由中國導演陳凱歌與香港導演徐克、林超賢合奏國家主旋律，而《金剛川》則由管虎、郭帆、路陽三位內地導演操刀，他們透過多段式多角度敘事，嘗試換位思考。《長津湖》戰爭場面的可觀性也許超越了《金剛川》，但它不像預期般悲壯和嚴肅，反而加插了不少輕鬆幽默的情節，觀眾甚至可以感受到《戰狼2》（2017）那種個人英雄主義的存在。

林超賢在前作《湄公河行動》（2016）和《紅海行動》（2018）已充分發揮其駕馭戰爭動作場面的能耐，如果《長津湖》由他擔任執行導演，陳凱歌和徐克便可集中精力負責歷史部分與文戲部分。結果《長津湖》沒有讓愛國民族主義走向極端，而是保持開放、包容、克制的態度，雙方都在戰場上體現了「武德」和人道主義。例如高潮一幕，伍千里（吳京飾）和伍萬里（易烊千璽飾）兩兄弟殺入美軍北極熊團指揮部，看見敵方團長身受重傷，哥哥立即阻止弟弟向垂死的敵人開槍，並教導他「有些槍必定要開，有些槍不一定要開」；直到美軍節節敗退，沿途看見不少中國士兵因為謹守崗位而凍死在路上，美軍頭目竟然帶頭向死者敬禮。這些細節描寫都是戰爭片不可或缺的元素，能在烽火連天、殺氣騰騰的氛圍裏，為觀眾帶來更多積極正面的意義。可是影片的細膩沒有延伸至續集《長津湖之水門橋》（2022），後者慘烈有餘，懸念不足，更忽略了電影應有的抑揚頓挫，令觀眾疲於奔命。

反觀同年由張藝謀與張末合導的《狙擊手》（2022），敘事節奏張弛有道，比「劉關張」合體更有驚喜。關鍵在於，他們放棄宏大敘事和全景式書寫，只把鏡頭聚焦於一個毫不起眼的空間，希望能夠以小見大，從一個小切口去展現抗美援朝精神。中美雙方的史詩對決，在此濃縮為兩國神槍手之間的較量。與此同時，編劇陳宇認為要把所有角色都還原成人，便不能把對方塑造成魔鬼或者概念化的工具人。不過影片渲染着軍事情報大於一切的意識形態，如同現實世界裏兩國在資訊科技和電訊網絡等領域的博弈；而中方全隊人馬皆視死如歸的無私表現，貫徹至後來劉曉世的動作劇情片《長空之王》（2023）。編導針對情節轉折、人物邏輯、情感變化等進行明確的梳理，務求控制好觀眾的心理變化。結尾部分，影片有意向為國捐軀的無名英雄致敬，那種「報告班長」的超現實主義畫面既感性又感人，恰似《我不是藥神》（2018）片末的神韻。

張藝謀帶女出戰，陳凱歌則單騎上陣，拍製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獻禮電影《志願軍》三部曲，繼續涉足相同題材。電影改編自蘭曉龍小說《戰與祀》，首部曲《志願軍：雄兵出擊》（2023）便把美方定義為帝國主義反派，而中國軍人乃誓死保衛領土完整的血肉長城。片中有關領袖將帥的議政文戲，以及外交特使的聯合國「舌戰群儒」戲，頗能牽動觀眾情緒。論戰爭視野之宏觀立體與戰爭場面之血腥暴戾，《志願軍》首部曲絕不下於兩集《長津湖》，至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也在《金剛川》和《長津湖》那種相對「平和」的基礎上攀升了不止一個層次。陳凱歌認為，只有當命運和史實交融在一起的時候，才能夠產生巨大的爆炸力。事實上，任何試圖介入古今戰爭史或國際關係史的小說或電影，都是虛構與真實並存，創作人有可能根據現實需要而凸顯某種價值觀，同一類人物在不同作品中也可能負載着不同的含義，觀眾切勿把《三國演義》跟《三國志》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