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一宗嚴重的狗隻致命襲擊事件，執法部門透過DNA技術進行「緝兇」，並對涉事狗隻的登記身份進行追查，直接導致大量以民間義工名義登記領養或植入晶片的狗主承受巨大的法律風險。在隨時可能面臨刑事罪責甚至監禁的威脅下，全港迅速掀起了一股流浪狗的「退養潮」。這種現象突顯出香港現行動物管理體制下的制度漏洞：許多年輕或民間的動保義工出於善意，以個人名義為大量流浪狗植入晶片並進行暫養或轉讓，但在法律層面上，晶片登記人即被視為法律上的法定主人。一旦狗隻失控肇事，義工便須承擔全部法律責任，這使得民間的善意在嚴苛的法律風險面前瞬間瓦解，進而引發集體棄養的極端防禦行為。   

個人認為政府擬透過「加辣」罰則來加重狗主的法律責任，意圖藉由強硬的懲罰機制來遏止不負責任的養狗行為；然而，這種單純依賴刑罰的管治思維，忽視了流浪動物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困境。動保團體長期倡議落實的「流浪狗絕育計劃」（TNR）才是從源頭控制流浪狗數量、降低動物野性與衝突風險的根本之計。若政府僅在事後加重處罰，卻未能完善領養機制、建立合理的法律責任緩衝，或是全面推動源頭絕育，只會將風險單向轉嫁給充滿熱情的民間義工，最終受害的依然是無辜的流浪動物。 

這場危機反映出善意與法律界線的深刻矛盾。要真正解決流浪狗引發的公共安全疑慮，執法部門與政府政策不能止步於DNA追責與提高罰則，更應與民間動保力量攜手，確立制度化的流浪狗絕育與登記轉讓機制。唯有建立一套兼顧公共安全、法律明確性與動物福利的完整體系，才能避免善心的義工淪為法律漏洞下的犧牲品，並徹底終結流浪動物與人類社會之間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