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界強烈反彈並指出，日本餐飲業長期面臨正職嚴重不足的困境。兼職留學生受限於每週二十八小時的工時法規，難以擔當重任；而經過嚴格培訓的「特定技能」外勞（如在知名牛丼連鎖店「Sukiya」擔任運營主管的緬甸籍員工），早已成為企業不可或缺的長期戰略人才。

政策喊停的影響是深遠的。在海外，大批已獲錄用的印尼和緬甸學員慘遭「退牌」，背負沉重學費卻無法赴日；加上日圓持續貶值，日本作為國際就業目的地的吸引力正被嚴重削弱。

更令日本地方政府焦慮的是，這將引發慘烈的「搶人大戰」。由於特定技能勞工擁有轉職自由，在無法引進新血的情況下，都市大型連鎖店勢必以更優厚的待遇向地方「挖角」，令偏遠地區的人手短缺雪上加霜。面對政府「多用機器人」的建議，地方企業一針見血地指出：外籍勞工不僅是勞動力，更是生活在當地的消費者，他們對地方經濟的支撐作用，是冰冷的自動化設備絕對無法取代的。

澳門的經驗告訴我們，外勞政策從來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而是一把需要精細操作的雙面刃。如何在保障本地人就業權益、維持中小企生存空間，以及應對市場經濟的週期性變化之間取得平衡，考驗着施政者的智慧。日本若要避免重蹈勞動力市場撕裂的覆轍，亟需一套更具彈性且周全的人才政策，才能真正堵住這場可能動搖地方經濟的危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