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的街角轉彎，常常會撞見一堵堵刻着歲月的牆。 

林則徐紀念館是我小學時每天放學必經之路。那時不懂甚麼禁煙運動，只記得圍牆上攀着的三色堇開得特別艷，像要掩蓋某種沉重的記憶。直到中學歷史課讀到虎門銷煙，才突然明白為甚麼館內那張梨花木辦公桌上，永遠放着一盞沒有點燃的油燈。

葉挺故居的葡式百葉窗，會在雨天滲進帶着鐵鏽味的水痕。中三那年參觀，我伸手觸摸窗框的裂痕，突然驚覺歷史從不是課本裏的文字，而是這些會割傷手指的尖刺，還有斜陽裏飛舞的塵埃。 

孫中山紀念館的診室裏，樟木藥櫃彷彿還散發着淡淡苦香。去年帶北京來的朋友參觀，他在銅盆前駐足良久，感慨孫先生當年看到的窗景和我們現在一樣。那一刻，時間在雕花窗戶間凝固了。 

鄭家大屋仍保留着鄭觀應先生當年寫《盛世危言》的座位，百年前的憂思如何透過地板，鑽進現代學生的鞋底。旅客也許會注意到地磚上的裂縫，正滲透着歷史的溫度。 

這些建築能保存下來，是澳門的福氣。去廣州看過被高樓吞噬的陳家祠，在香港見過淪為咖啡廳的何東花園，才驚覺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場景多麼珍貴。文物保護不是將建築製成標本，而是讓老房子繼續呼吸，這才是活着的歷史。 

或許這就是澳門教給我們的事：歷史從不需要遙遠的距離。它存在於我們觸手可及的磚瓦間，在放學路上經過的騎樓下，在週末市場旁的老宅院裏。當一座城市懂得把名人故居當成活教材，而不是供奉在神壇上的遺物，它的子民自然會長出獨特的歷史感——不是對過往的崇拜，而是對時間的敬畏。

昨晚散步經過整修中的聖祿杞街，工人們正小心地進行修復。路燈下，那些殘缺的葡萄紋飾在他們手中閃着微光，像一顆顆被重新串起的時光。我突然明白，真正的文物保護不是把歷史鎖進玻璃櫃，而是讓每個世代都能用自己的方式，繼續在這些空間裏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