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那次去北京，是我主動提出的，現在說來慚愧，基本上是為了出去玩。從二零零零年上大學到二零零四年畢業，那段時間除了寫作，其餘大部分時間就在打球。大學最後一年還未修滿學分，我已找到工作，就是把寫作和運動愛好結合，進了辦運動會的公司當新聞公關。接下來差不多五年，我就一直在體育圈混。混着混着就因為網絡社區的關係，進了球鞋圈，又因為球鞋圈的關係，認識了很多大江南北的朋友。

年輕的時候不知道，認識的人越多，圈子越大，可能出現的問題也更多。加上我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工作上的飛躍、結婚、生孩子，基本上我的人生該有的東西，都在那幾年收獲到了。三個運動會辦完，我從二零零八年開始工作就沒那麼忙，我還有了更多時間寫作，我開始搞文學創作和參加比賽。到二零零九年我轉工，開始了新的生活，那時候我就成了一個村上春樹筆下甚麼都擁有、甚麼都不愁的人，而那時我才二十八歲。現在回想，那時候我的心，應該是相當的野，一直期待着有甚麼發生。

而命運也給予我太多撒野的機會。轉工沒多久，我有了一次去西北地區出差的機會，因為以前工作的經驗，又到過大型展會重操故業幾天。沒多久，我又遇上海世博會，獲得了到那邊出長差的機會。然後，二零一零還碰上廣州亞運，我順理成章地去了那邊一個半月。處於這樣一種出長差的生活，人就像個無家的浪子，自然和家人的關係不好。其次是寂寞，你遇上的任何異性，只要稍為投緣一些，都可能產生故事。二零一一年去北京以前，我就處於這樣的一個狀態，而我當時並知道自己的心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