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述，因為不少強姦案都似乎得不到公正的判決，於是這種「私刑式正義」的出現，恰恰反映了公眾對司法系統的失望──印度強姦案的報案率不足百分之二十五，而定罪率僅佔當中的百分之二十七左右，大量案件因證據不足、程式冗長不了了之。

更令人痛心的是，受害者有罪論在印度社會仍有市場。此次比哈爾邦案件中，「為何無女性陪同」的質疑，與二零一二年德里案中「女性不該深夜外出」的論調同出一轍。這種將暴力歸咎於受害者「自保不力」的邏輯，本質上是對施暴者的縱容。從法律層面看，印度雖有《防止性暴力法》，但執行中常因警方敷衍、司法拖延、社會偏見打折扣。比哈爾邦反對黨領袖Tejashwi Prasad Yadav的怒斥「印度女性每天都在經歷尊嚴被踐踏」，道破了結構性性別暴力的殘酷現實，或者有人說這不過是被政棍利用的榥子，但至少有人肯為女性尋回一次公道，至於他的出發點亦不需要多問了。

案中最令人驚訝的，當然是救護車本是生命通道，卻淪為施暴場所；公共服務人員本應守護安全，卻化身加害者。這起案件與印度過往的強姦案共同指向一個核心：若司法不能及時嚴懲施暴者，社會不能摒棄對女性的歧視，再多的法律修訂也難以終結暴力回向，似乎任何階級、教育甚至時代都改變不了的印度男人，何時才能真正讓人見識到他們所謂文明古國的教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