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為十月九日，因受疫情影響，拱北關口，仍然未像往常，加之八號風球高懸，淒風苦雨，令一眾流落澳門，有家歸不得的外勞與旅客，更感孤寂、落寞。

      從電視新聞看到，滯澳的外勞，在得悉仍未能如常通關，不能回家時的失望、氣憤，有個別受訪者講到親人時，更是喉頭哽咽，聲淚俱下，場面令人動容；這正正說明，澳珠兩地關口，實在不能「再封」。

      疫情前，澳珠兩地居民，往來便捷，對能輕鬆、快捷地過關，已習以為常，視為常態，早已忘掉過關不便的情景，尤以年輕如吾兒一輩，是無法想像改革開放前的過關景況。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的一個復活節長假，我首次隨母親回鄉，我們先從海傍的岐關車站，乘車直奔關閘，車子過了關閘拱門後，又走了一段不短的路程後，才抵達拱北關前，進入海關大樓，大廳內沒有驗證櫃檯，只有幾列長椅，供旅客等候過關，我們坐下歇息，環顧四周，見廳內有人員，時刻穿梭逡巡於各旅客之間，似是談笑，也像慰問，還帶點監視的氣氛；待了好一會兒，有關員來了，他逐一收取旅客的個人資料及身分證，又詢問旅客往何處去，去幾多天等等，並一一記錄在名曰「介紹書」的文件上後，便返回辦公室簽發介紹書，不多久，便給我介紹書，還我身分證，之後，又是漫長的等待；當然，旅客多所需的時間自然較長，但那時過關的旅客，與如今相比，實屬九牛一毛，還有人說，用工會證過關，比用澳門身分證快捷，我用澳門身分證，可能因此而稍耗時間吧。

      也忘了等了多久，當中細節也不大記得，也有可能記錯（因那時過關機會不多，且幾年後，過關程序，已大大不同），只記得聽到自己名字後，便進入查驗廳，接受檢查；幾張工作檯前，站或坐着幾位神情嚴肅的關員，他們先核實我的身分，再要求我出示所有隨身物品，例如：手錶、戒指、項鍊、手鍊、手鐲……（我都沒有，且那時仍未有手機）及攜帶現金等，都必須全數出示，並由關員詳列於介紹書上，待回程時核對，然後打開行李箱，細細查驗，看看有無違禁品，及需要完稅之物。據說常有旅客的行李箱，被翻個底朝天，物品被撒滿一桌，狼狽不堪，我行李不多，關員只略略檢查，就在介紹書上，蓋上大印，我便可以從容過關了。一切繁瑣手續，關員亦只是執行任務而矣。

      整個七十年代，我過關的次數寥寥；至八十年代，我過關的次數漸多，其時改革開放已有些年，回鄉證已取代了介紹書，但過關仍需登記隨身物品，那時，我常工事過關，所攜的工具箱及萬能錶，就必須列明在回鄉證內，至九十年代，過關手續，又再不斷簡化便民，至今，只要手持回鄉卡，刷刷自助機，像每天出示健康碼入超市般，輕輕鬆鬆便過了關，改變之大，進步之速，實非當年所能想像。

      今天只要有一例新冠個案，關口便隨之受阻，拱關的冷清景況，與改革開放前，已無大異了。

      願此文見報之日，拱關已然大開，八方旅客，又再絡繹不絕地，接踵而來。

      是所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