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韓國影片《上流寄生族》捧起「小金人」? 探訪首爾「荷里活」忠武路

 《上流寄生族》問鼎奧斯卡四項大獎創造了韓國乃至亞洲影片的新歷史。韓國影業發展有何奧秘?中新社記者走進有韓國「荷里活」之稱的忠武路,並專訪多位韓國學者。

 昨日,《上流寄生族》主創團隊在首爾舉行發佈會。該片編劇之一韓進元再次提及忠武路,稱給予創作靈感。一周前,他獲獎後曾感言,「要與忠武路電影人共同分享榮譽」。

 他口中的「忠武路」,位於首爾市中心,毗鄰明洞。走出地鐵站,一幅幅電影海報映入眼簾。街上分散著多個小劇場,講述著與電影的不解之緣:上世紀六十年代後,大批影院、製片公司聚集於此,眾多知名影人曾是常客。

 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研究員金圭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說,忠武路對韓國電影有「很強象徵意義」。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隨著社會環境變化,電影從「被忽視的產業」進入大眾視野;以「學徒制」「產業聚集」為特色的忠武路,掀起韓國電影「新浪潮」。

 此後幾十年,忠武路的興衰起落,見證了官方與市場在影視業發展中的「博弈」。

 一九九九年,三大事件載入韓國電影史:以韓朝為背景的影片《生死諜變》刷新票房紀錄、CGV影院創立和電影振興委員會成立。這背後,政府的扶持不容忽視。同年,金大中政府二次修訂《電影振興法》,將審查制改為分級制,尊重電影界自律權,允許投資進入影視業;同時實行「銀幕配額制」,要求全年一百四十六天播放本土電影。

 韓國影業很快迎來黃金期。直到二00六年,作為韓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前提條件,韓國更改配額制、大幅縮減本土電影播放。就在韓國影人「一片哀歌」時,政府又推出「特殊預算」「母胎基金」政策─前者要求將票房收入按一定比例歸入政府預算以支持本土電影;後者以基金方式加大對國產電影投資。

 縱觀韓國電影業近二十年發展,金圭璨分析,是在「政府保護」與「殘酷競爭」中成長,這正是《上流寄生族》等優秀影片的誕生土壤。他以「養孩子」做比喻稱,要給予支持,更要通過競爭「讓它自己站起來」,過度保護和「放養型」管理均不可取。

 金圭璨稱,要通過「官民結合」的方式打造健康的影視業生態:一方面,政府通過完善法規淨化行業環境;另一方面,寬鬆的市場空間,有助於完善產業鏈。

 如今漫步忠武路,大型電影公司已鮮見,隨著技術變革,以往依託特定區域形成的產業模式逐漸瓦解,但街頭的電影文化依然活躍。

 在地鐵站內,記者看到一個忠武路影視中心。首爾市文化信息產業組組長李鎮淑介紹,該中心主要向民眾提供影像裝備等,每年約七萬人使用。據介紹,正在忠武路修建一個綜合性文化空間,將放映藝術電影等非商業影片,讓更多百姓接觸電影。

 「街頭文化」正是支撐韓國電影發展的動力。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研究員李星閔說,電影兼具藝術性和市場性,觀眾決定著行業發展。「如果韓國觀眾不愛看,《上流寄生族》早就被市場淘汰了。」

 談及《上流寄生族》的奧斯卡之旅,導演奉俊昊在十九日的記者會上,稱其為「一場長期戰役」,坦言為在國際市場推廣影片,數月來參與近六百場媒體見面會、一百多次行業放映會。

 他說,西方觀眾對於韓國以及亞洲電影正展現更多好奇,如今要思考的是如何進一步激發電影人創作活力。「不要害怕冒險,要不斷挑戰。」◇